放弃一切回中国，他早该“火”了
·2023年12月22日，顾行发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。（侯欣颖 / 摄）
“我想逆着人走。”
顾行发30岁出头时，就过上了令许多人艳羡的生活——
在法国当终身研究员，住在普罗旺斯的别墅里，夏天到尼斯、戛纳的海边度假，冬天到阿尔卑斯山滑雪。
但40岁出头时，他放弃了这一切，回到中国，投身到几乎一穷二白的遥感事业中。
转眼间，顾行发即将62岁，早已成为全球遥感领域的顶尖科学家，却始终保持着谦逊、随和与赤诚。
他给环球人物记者讲读书时的囧事，讲生活里的遗憾，也讲4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国庆阅兵的得意，讲完又自我调侃“这是小老头儿拉家常”。
即便把话题拉回相对枯燥的专业领域，他依然妙语连珠：“简单讲，遥感就是通过卫星远距离地探测地球，给地球拍照片、拍视频、拍CT，来了解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。”
他助力中国遥感事业的“腾飞”，但鲜少谈及背后自己的付出与牺牲。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是：什么困难就做什么，什么短缺就做什么。
“当‘逆行者’，做祖国需要的事，而不是做别人认为我应该做的事，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、有趣味！”
对遥感“一见钟情”
从2016年开始，顾行发每年都要主编一本《中国可持续发展遥感监测报告》。
报告基于遥感卫星数据写成，全面介绍中国这一年耕地、森林、大气、水体等方面的现状与变化，被称为“中国大地的体检报告”。
“日常生活中，人们看的天气预报、卫星地图离不开遥感技术。战争冲突中，前线的士兵、装备情况，也可以通过遥感卫星来观察动态变化。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国的高分系列遥感卫星正在对甘肃地震进行拍照，获取房屋坍塌、堰塞湖、滑坡的情况……”聊起遥感，顾行发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·2023年12月22日，顾行发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。（侯欣颖 / 摄）
他痴迷遥感的原因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。那时的他，成长于湖北农村，从没坐过火车，连汽车都很少坐，有时看到飞机划过天空，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线，便梦想着未来去探索更高、更远、更神秘的领域。
1978年，顾行发16岁，以所在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（今为武汉大学测绘学院）航空摄影测量专业。
“当时我主要是看上了‘航空’两个字，心想航空很好，摄影也很好，哪想到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测绘。”
幸运的是，顾行发在大学里遇到了自己“遥感梦”的启蒙人——边馥苓老师。因为听了边老师的课，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遥感，了解到遥感卫星的用途有多大。
他跑到图书馆，把一本名为《遥感手册》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他对航空航天朦胧的喜爱，此刻变成清晰的目标：要学遥感！
可下定决心报考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后，他才发现当时国内大部分院校都没有开设这个“冷门”专业。北京大学倒是有，但要考自然地理，他从没学过这门课。最终，他因一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。
没学成遥感，毕业分配之际，顾行发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申请去西藏。
“那时有个说法，毕业要去‘天南海北’（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），不去‘新西兰’（新疆、西藏、兰州）。但我想逆着人走，到最艰苦的、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利用所学有所作为。”
他的想法和同学何占国不谋而合，两人兴冲冲地向学校提交了书面申请，结果被学校“打”了回来，原因是那年“西藏没指标”。
顾行发后来时常感叹，人生的遗憾和收获总是不断交替产生。
他没去成西藏，反而被分到了“当时最好的地方”——位于北京的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。他兴奋极了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这里有遥感资料部。
“原本说安排我到航空摄影测量研究室工作，但我强烈要求去搞遥感。没想到进了遥感资料部才发现，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洗卫星照片，而不是搞遥感研究与应用。”
好在所里关注遥感研究的人不少。不久后，研究员夔中羽带着刚毕业的他，尝试用3个做航空摄影的相机来模拟遥感卫星，以同时实现测绘和遥感的功能。
几年后，顾行发因这项研究喜提199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而此时，他已在法国读博，学的正是心心念念的遥感。
把时间拉回到1986年。
这年2月，法国发射了SPOT卫星，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发射遥感卫星的国家。彼时的中国，相关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，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懂卫星、懂遥感的人才。于是，顾行发被公派到法国学习。
初到国外的那段日子，顾行发至今难忘。
打国际长途电话，一分钟要20多块钱，他给家人打两分钟电话，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光了。分子光谱课考试，满分20，他只考了3分，相当于100分只考了15分。
“那时候受打击挺大的。真正学遥感之后，我发现它到了物理范畴，以前学的测绘，其实比较偏数学几何范畴。再加上语言的问题，老师讲得又很快，我上课基本听不懂。”
怎么办？
顾行发想了个招儿：做点春卷给法国同学吃，然后借他们的笔记抄一抄，不懂的地方再向他们求教。
就这样，靠着一腔热血和不懈努力，顾行发从1987年到1991年在法国先后拿到地质系遥感应用硕士学位、物理系遥感物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
其间，一件事让顾行发出了名。当时，美国的辐射定标技术在世界上一家独大，法国不想继续受制于人，于是招募了一批专家学者进行技术攻关。
“要想遥感卫星的数据准确，就必须对获得的信号进行定标。好比一把尺子，如果上面的刻度标定不好，那量出来的数据肯定有误差。”
顾行发作为法国科研组的一员，发现他们的一组定标数据和美国的定标数据相差很多，并最终证实是美国搞错了，促使美方修改了相关数据。这给法国突破定标技术、打破美国垄断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。
“所以我博士毕业时，一位挺有名的美国专家特地赶到法国，参加我的论文答辩。当地议长也亲自来祝贺我，给我颁发奖章。”
学成后，他想回国效力。但由于国内开展遥感研究和应用工作的条件尚不成熟，孙家栋院士、童庆禧院士、吴美蓉院士等老一辈专家建议他先留在法国多看、多学，同时与国内同行多交流，“未来总有回报祖国的一天”，他便留在了异国他乡。
那些年里，他心系祖国，常召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组成志愿团，回国为发展建设出谋划策。
·顾行发（右）和孙家栋（左）、吴美蓉讨论工作。
2003年，在法国图卢兹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世界遥感大会，中国去了300多人，但没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卫星，也没有一个人讲中国对地观测卫星计划。
“整个大会，一点儿中国声音都没有。”顾行发大受刺激。在图卢兹广场上，他对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田国良教授说：“我虽然常回国交流，但现在看来，这无异于隔靴搔痒。想做中国的遥感卫星，我还是得回中国去。”
时机确已成熟。
不久后，时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、“布鞋院士”李小文告诉顾行发，我国要筹建国家航天局航天遥感论证中心，邀请他回来参与工作。
·顾行发（左）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邱康睦（中）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到青海湖工作。
回国后，顾行发牵头组建了中国遥感应用“三大机构”——国家航天局航天遥感论证中心、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。也因他的努力，世界遥感大会开始有了中国会场。
“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很重要。”顾行发说，“美国经常讲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’，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：一是谁来制定规则，二是为谁制定规则。我想，第二点更为重要。我们希望能为多数人、为长期发展制定规则，那么我们就得靠实力发出自己的声音、参与规则的制定。”
遗憾与幸运
这次采访是在北京一处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演播室里进行的。
充满年代感的环境，勾起了顾行发的回忆：“当年我回国后，住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老楼。楼道里总是堆满杂物，屋里的水龙头一拧就断。每到晚上12点，小区就关门，电梯也不运行了。我加班到凌晨回来，只能翻墙进去，然后摸黑爬上13楼……”
不过对他而言，这都不算问题。工作之外，他的物质欲望很低，甚至觉得人只要能吃得饱、穿得暖、睡得着就行。
“所以，钱对您不重要？”环球人物记者问。“钱为什么不重要？钱对大家都很重要。但有一点钱之后，钱不是最重要的。”顾行发十分坦率。
他小时候尝过“贫苦”的滋味。
父亲一个月挣三十来块钱，得养活5个孩子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不识字的母亲四处给人做饭、扛包。家里盖房子用不起瓦片，只能用油毡或干草，一下雨就四处漏水。家里也买不起表，想知道时间，他得跑到邻居家问。
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还花钱给家里订了两份报纸，一份是《参考消息》，一份是《解放日报》。
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顾行发后来的金钱观：人需要钱，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；但人不能只追求钱，精神生活的丰富、人生价值的实现都很重要。
·顾行发（右）在河北怀来遥感综合试验站作业。
昔日吃过的苦、遇过的坎，如今顾行发都能笑着说出来。唯独聊到家人时，他的情绪瞬间低落下来。他说：“每个人都应当做到爱国、爱乡、爱家人。在最后一点上，我做得不够。”
因为工作太忙，顾行发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，“对小女儿感到很愧疚，现在经常一个月都陪不了她和妻子一起吃顿饭……”讲到这里，顾行发有些哽咽，流露出一位普通父亲的柔软。
对家人的亏欠，是顾行发藏在心底的遗憾。但别人问他是否后悔时，他的答案永远是“不”。
“目前，我国有300多颗遥感卫星，这个数量相当于全世界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和。论载荷的数量，也就是遥感卫星上相机的数量，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。能赶上国家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参与其中并发挥一定的作用，这是我人生极大的幸运。”
这个过程中，他获得过很多荣誉。2012年，因为在我国卫星定标工作中的贡献，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。4年后，因为遥感卫星关键技术及应用的研究，他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。加上1990年那一回，他一共拿了三次国家级大奖。
光环之下，顾行发依旧冷静。“科学家精神，关键就是4个字：求真务实。”2023年底，在中国科协主办、环球人物参与组织的“对话科学家”主题活动上，他直言：目前各卫星系统之间相对孤立，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通导遥一体化的系统，这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
未来，科技发展需要多领域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，更离不开源源不断的“新鲜血液”。顾行发深知这一点，多年前就开始给家乡的学校捐款，设立专项基金，邀请困难家庭的孩子来北京游学。
“这将激发孩子们对科学、对首都的热爱，或许还能让他们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些心之所向的东西，埋下梦想的种子，这很重要。”
谁知道那群孩子里，会不会就藏着下一位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呢？
监 制： 张建魁
主 编： 许陈静
编 审： 苏 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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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刊载于
2024年第1期
《环球人物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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